李莹所在的中心，公益提供妇女儿童权益保护。有一个孩子自述被老师性侵，“在朋友鼓励下报警，并向我们求助，我们很重视给她提供法律援助，但她又放弃了”。她认为，不少儿童不敢、不愿说出来，与熟人圈子存在的权力控制关系、社会对性侵受害者的偏见、传统观念、可得到的社会支持等也有关。她了解到一些性侵案，受害者不止一位，“但她们有很多担心，不敢站出来”。

林绍纲到作协时，正赶上丁玲和陈企霞分别提出书面申诉，要求对1955年的“丁陈反党小集团”结论给予复查。

《上海：医卫人员发现传染危害新型病例可直接报告》那一晚，李明写了整整11页纸，交代所有情况。第二天一早，李明的妻子就打电话找亲戚朋友筹钱。李明说：“这些钱本来也不该我得，我希望能把钱凑齐退还，争取组织的宽大处理。”